相对稳定的年月 (来源：http://www.EnglishCN.com)

   在经历了世界大战的灾难以后，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初期还能够紧密合作，并且在由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组成的联合政府里通过了一系列最重要的决定，但是，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对立必然要导致各派力量的离心离德。1920年6月发生在议会里一个说来微不足道的起因使得联合政府破裂。令人奇怪的是，两党对此都很满意，社会民主党决定远离权力，这种做法最终对国家的政治气候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后来，基督教社会党在接受德意志民族党或者说与之组成联合政府的条件下推举出政府首脑。基督教社会党的新强人就是伊格纳茨•塞佩尔，除了短暂的中断外，他任政府首脑直到1929年。这期间，国内政治和经济上出现了一个短期稳定的局面。1925年，先令成了奥地利的新货币，国际联盟的严格监督取消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劳动市场的形势和人满为患的大批官员。各党派觉得有责任在新党章中更加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其中社会民主党的“林茨章程”由于激进的表达方式而引起了许许多多的误解和歪曲。此外，1918年以来就已存在的准军事组织给正统的群众性政党带来了一种令人担忧的竞争：家乡卫队站在右翼一边，共和国防御同盟站在左翼一边，双方都把自己看作是各自意识形态观点更有权威的代表。对奥地利共和国来说，日常生活中日益加剧的火药味成为走向毁灭的过程。
 
 
   1927年7月发生的事件表明了形势已经升级到多么危险的地步。同年1月，布尔根兰德的政党军队举行了一次通常的游行，其间，极右民兵枪杀了一个残废军人和一个小孩。然而，在刑事审判中，三个枪击手被判无罪释放。社会民主党的多数追随者表示了极大的愤怒，而党的领导却持观望态度。因此，自发和群龙无首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没有达到任何政治结果就烟消云散了。愤怒的群众暴力行为得到的是警察开枪射击的回应。惨重的结果是：89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社会民主党呼吁总罢工，然而几乎无人响应。显而易见，在全国范围内，权力的天平越来越倒向右翼政党。所有通往政治对手的桥梁被切断了，那些智力超人的党的代表人物—代表基督教社会党的伊格纳茨·塞佩尔和代表社会民主党的奥托·鲍埃—不可调和地相互敌对着。有损于共和国的是，各党派的追随者毫不保留地接受了这种强硬的敌对局面。1930年，家乡卫队以“克尔诺伊堡誓言”发表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具有明显的法西斯特征的纲领。让基督教社会党十分不满的是，家乡卫队在接下来的选举时也作为政党参加竞选。作为应急而就任的警察总统约翰内斯·绍贝尔的内阁一致商定完成宪法改革，并且在海牙取得了取消与当年国际同盟贷款相关而强加的“总质权”。不幸的是，绍贝尔作为恩德内阁的外交部长启动了德国-奥地利关税联盟项目，而这个项目由于奥地利尴尬地撤除又不得不弃置。同样失误的是，内阁决定迫使信贷银行接管已经濒临倒闭的土地信贷银行。这种作法导致了信贷银行的破产，奥地利多亏了国际同盟的新一轮贷款才度过了难关。30年代里，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上，奥地利都陷入了一个极端的形势里。作为久为的联合政府伙伴，大德意志党于1932年离开了政府。这个绅士党剩下的成员莫过是党的干部，追随者早就倒向了激进的国家社会主义党。1932年4月举行的联邦议会选举使基督教社会党对形势发展的走向瞠目结舌。1932年5月组成政府时，一个新鲜的生手成了内阁首脑，这就是迄今的农业部长恩格尔贝特·多尔福斯。他依靠家乡卫队和农业同盟，也就是一个行业党组阁了自己的政府，在议会中仅以一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国际同盟贷款的决议。这项贷款的直接后果是看不出来的，但60万左右的失业人数则是太大的代价了。

背离民主

   于是，不足为奇的是，像在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这里也讨论起社团式的社会体系和独裁的政府形式，并且竭力使之作为解决办法扎根于人们的脑袋里。一次议会议事日程危机本说在危机较为缓和的年代里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解决，但现在却为解除议会提供了借口。多尔福斯政府使用了一条世界大战时期颁布的、20年代已经成百上千次—当然符合法律程序—使用过的法令。借助战争经济授权法，政府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命令，议会被指责是“自我解除”了。然而，真正违反宪法的行为是取缔了宪法法院。外交上，多尔福斯与意大利结为生死同盟，听凭于法西斯独裁墨索里尼的摆布。墨索里尼迫使他把社会民主党从政治生活中铲除出去。因此，多尔福斯尽心尽力地推行了一个继续排挤政治对手的策略。与此同时，由意大利支持的家乡卫队的势力也日益扩大。身感处在多面防御之中的多尔福斯以其1933年在天主教徒代表大会上的一次纲领性讲话为准则，用所谓的爱国统一运动，也就是“祖国阵线”替代了迄今所有的政治党派，并着手按照罗马教皇的社会周期原则在奥地利建立社团体系。被迫陷入绝境的社会民主党几乎再也没有了政治活动余地，他们以武装防卫回应了在林茨进行的一次通常的武器搜查。三天以后，接着的冲突被处于优势的执行机构采取极其强硬的手段和不适当的武力镇压了。由于颁布了军事管制法，政府不顾国际上的抗议，宣布执行了9个死刑，双方的死亡都是很惨重的。许多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和数百名追随者逃亡到捷克斯洛伐克，在那里建立了国外组织。这次内战的鸿沟把各政治党派分裂了数十年之久。在国际上，政府由于对一个显然处于劣势的对手采用毫无意义的武力而大大地丢了脸面。几个月以后，这个在颁布法令的道路上愈走愈远的内阁颁布了一个新的等级制国家宪法。通过与匈牙利和意大利签订“罗马议定书”，多尔福斯以为赢得了对付日益猖狂地造成威胁的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后盾。无论是对民族社会主义者进行严厉的打击还是采取秘密谈判的方式都不能阻止他们咄咄逼人的气势。1934年7月25日，这帮家伙发动了一次政变，结果是联邦总理多尔福斯被杀害。这次政变首先在凯恩藤造成了持续多日的战斗，最后也被镇压了。军事法庭判决了政变分子，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当年的军队成员，其中13个被执行死刑。此间已经被国家社会主义党统治的德国为了求得国际上的承认，采取了与奥地利的志同道合者保持距离的态度，后来才亮出了一个渗透政策，由德国新任驻维也纳大使弗兰茨·冯·帕本负责实施。他此前不久才在“罗姆事件”中逃脱了被执行死刑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