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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Jules Verne（1828—1905）的小说《两年的假日》，英国译者将其译为英语时，“用英人体裁”，日本译者由英语转译为日语时又“易以日本格调”，到了粱启超再由日语译为中文（《十五小豪杰》）时，粱启超“又纯以中国说部体段代之”（郭延礼，1998：33）。在中国，章回小说曾经是文学传统中的一个主流，二十世纪初期的译者大多采用章回体来翻译外国小说，而完全置原文文本的叙述结构于不顾。译本往往分章标回，且不少有对仗的回目，采用“话说”、“且说”、“下回分解”等陈旧老套，如1905年刊于《绣像小说》的美国毕拉宓的政治小说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译本《回头看》，第一回云：“列位高兴听我的话，且不要忙，容在下慢慢说来。”粱启超译《十五小豪杰》、徐念慈译《海外天》，都认为经过他们的改造，不但不负于作者或原作，而且“似更优于原文也”（参见陈平原，1997：625）。
译者由于受到本国文学传统或诗学的影响，即便是在诸如叙事视角这样一些“技巧性”— 严格说来，这既属于叙事学也属于文体学的研究范围—层面上，也会体现出来：严复在翻译英国Thomas Huxley的Evolution and Ethics的时候，便将原文文本中的第一人称改换为更加符合中国文学（如史记或春秋笔法）传统的第三人称。在这里，原文文本中固有的那种叙述者（最终亦体现为作者）与读者之间因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而产生的“close relationship”，在译语文本中则体现为一种因第三人称叙述视角而产生的一种权威感（authority）。
如果说，在本世纪之初，这种体裁及/或文体上删改的作法从历时的角度尚可理解的话， 那么到了80年代，依然存在这种情况，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这里，我们以中译本《法国中尉的女人》（阿良，刘坤尊，1985）作为讨论的个案。该中译本的编后话称：“基于对篇幅和影响的考虑，我们征得译者同意，将某些冗长的或不合乎我国风尚的段落作了些删节。”看来，被删去的主要是两方面的内容。关于后一方面的内容，其实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至少在当时的语境中，某些描写不符合接受文化的常规，前面已有论及，这里不予讨论。 而前一类所谓的“冗长的”篇幅，除小说每一章篇首的题记引文（主要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文摘引）以外，就是一部分作者本人介入小说叙述所发表创作意图和手法的插话。这种删节表面上看来属于出版者为了迎合读者的阅读习惯一类，甚至当时的情况真的如此，但如果作更深一层的探究，则不难发现问题远不止此：这一删节行为其实隐含着文学传统上的差异，或者说，这一行为受某种文学传统的引导—至少在今天看来是这样。 (来源：英语学习门户网站EnglishCN.com)
首先，我们不妨考查一下这一小说所产生的语境以及该小说在西方文学语境中的位置。Fowles的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但在叙述形式上却与18、19世纪的传统小说认同，即Fowles所谓的按“故事发生时人们普遍接受的惯例进行写作”。这种传统写作手法的回归，并不仅仅是一种parody，虽然作者并不否认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言，这部小说是一种“后现代”文本；或者说，在各种现代或后现代主义盛行的语境所形成的背景中，原文文本在西方—至少是在英语—文学场（literary field）中，反而获致了一种凸现（foregrounded）的位置或坐标。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小说中译本的删节便远非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处理”，诚如盛宁（1997：4）所言，“从原作所处的英美小说传统的角度看，在中译本中被删节的部分，对于原作来说，非但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相反，正是这些间杂于故事叙述之中的议论和插话，赋予了这部小说以某种‘旧瓶装新酒’的特色。”
盛宁（1997：22）认为，中译本的编者将福尔斯的议论和插话视为“冗长”的累赘， 至少表明目下中西文学观念有两点不同：我们更关心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而西方的当代小说家恐怕对如何讲故事更有兴趣；我们的读者在阅读小说时往往希望它同时还是点别的什么，而西方当代的读者则觉得小说只不过是小说。究其原因，不同的文化传统使然。回到翻译上，问题是，在我们的文学场中并不缺乏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作品—甚至曾一度到了泛滥的地步—的今天，这种删改依然存在。因此，我们想补充的一句，也恐怕是唯一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的理由，就是古老的“文学传统”在译者（就这一个案而言，乃是指出版者和/或译者）身上作崇。
为了迎合中国读者的口味，一些译者不仅在内容上删节很多，而且在体裁上也作了改变。林纾将莎士比亚的几个剧本和易卜生的《梅孽》（即《群鬼》）译成小说的模样，主要的原因便是为了迎合中国人喜欢听故事的习惯而变的，尽管与他的特殊翻译方式亦不无关系。但是，这同时与当时依然占据主流地位的小说传统也有着很大的关系。此外，林纾的任意删改，还隐含着以老大自居的古老民族在眼界乍开、面对外国文学时的妄自尊大与轻蔑态度。在他眼中，外国文学的描述和情景，毕竟是异域的蛮夷之风。通过改译使其符合中国人的口味和趣味，点石成金，似乎是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责任。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经、史为学问之冠，要“述而不作”，而文学，尤其是小说，乃文章小道，即使改译得面目全非，也无关宏旨。当然，还有一个客观原因。林纾（1908；罗新璋, 1984：180）曾将自己对原作的删改归咎于“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述；即有讹错，均出不知”。可他后来便毫无掩饰地承担此中责任，说：“纾本不能西文，均取朋友所口述者而译，此海内所知。至于谬误之处，咸纾粗心浮意，信笔行之，咎均在己，与朋友无涉也。”
结 语
由以上尚不全面而又粗略的论述，我们已不难看出，翻译中的删改远非只是一个“技术”问题：简言之，从相对宏观的角度而言，翻译中的删改可能受到这样几个方面的影响或制约，即（1）译者或翻译中介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或意识形态氛围；（2）译语社会的阅读习惯或习性；（3）译语社会的文学传统或诗学传统。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对翻译中的删改这一现象，我们在对其进行研究的时候，也有必要加以全面而综合的考虑（overdetermination）。此外，我们从中似乎可以得出两点启示：（1）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作出的某种程度的删改，也许是无意之中所为，但其影响却可能远远超出译者所能想象的范围，因此，翻译时当慎而又慎；（2）从译本的历时研究角度而言，我们似乎可以从译本中的某些删改追溯译者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作出这种删改的目的与动机，以及推测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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